引言

以太坊共同创办人 Vitalik Buterin 于 1 月 19 日参与由动区动趋位于台北的 Tempo X 加速器多元宇宙（Plurality）论坛－“积沙成岛：多元民主的台湾经验如何推进到 Web3 时代？”在论坛中，他探讨了从传统投票到平方投票等不同投票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应用，解释了这些系统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工作，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民主决策过程。

*本报导来自于 Youtube 公开影片内容，透过 ChatGPT 等 AI 工具所生成的逐字稿所撰写，版权声明为 CC0，若有翻译问题、欢迎任何人使用线上档案共同协作、提供任何意见。

投票机制在各领域的重要性

在深入探讨各大投票系统之前，Vitalik首先探讨了投票系统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他提到，大家通常会将投票联想到国家或城市选举，但实际上投票过程遍布于各种规模和背景。例如，除了政府选举，还有民意调查和非营利组织内的投票，他进一步强调，民意调查虽然理论上是非约束性的，但其结果对于话语权和文化有着显著影响。

接着，Vitalik转向提及社群媒体平台上的“微型民主”。他以推文为例，说明当人们在不同平台（如 X、Farkaster 和 Mastodon）上发布内容时，其他用户的点赞和转发会影响大众对这些内容的看法。他认为，这些互动实际上是每天发生的“数百万个公投”，决定着某个观点是否值得大家更广泛的关注。

传统投票体系与缺点

谈到目前传统投票系统的局限性和缺点，Vitalik 抛出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仅仅投票给 A 或 B 不够好？他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其中九名选民分别支持不同的候选人，A 得到四票，B 得到三票，C 得到两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A 看似获胜，但 A 并不是最受大众欢迎的选项。

Vitalik 阐述传统投票缺点

Vitalik 进一步分析这些选民的偏好，说明即使 A 在投票中获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大多数人的首选。他指出，如果有一大部分选民强烈反对 A，而他们的票数在 B 和 C 之间分散，这可能导致 A 错误地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选择。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Vitalik 引用了“Duverger 定律（杜瓦杰法则）”，解释为何这种简单的投票系统往往导致仅有两个主要党派的局面。他举例说，像是在美国，这种现象非常明显，投票系统往往演变成两大党之间的竞争。

Duverger定律延伸的弃保效应

从 Duverger 定律（杜瓦杰法则）的角度来看， Vitalik 解释当前政治体系下小党派难以成功的原因，他指出，选民通常认为小党候选人胜选的机会很小，因为他们过去从未获胜。因此，即使选民非常喜欢这些小党候选人，他们也可能选择投票给更有可能获胜的主要党派候选人。

他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导致选民通常只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这进一步巩固了两大党的地位，使得其他候选人难以进入民主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弃保效应”。

探讨杜瓦杰法则下的弃保效应总而言之，Vitalik 这种选举制度的结果通常是，即使两大党的候选人都不理想，选民仍然会投票给他们认为“比较不糟糕”的一方，这种模式下使得举办包含多于两名候选人的稳定选举变得非常困难。

排名选择投票优、缺点

针对排名选择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Vitalik 解释说，排名选择投票允许每位选民宣布他们对候选人的整体偏好顺序，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在计票过程中，会经历多轮淘汰，每轮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选人，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候选人。

Vitalik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投票方式如何解决传统投票系统中的某些问题。在他的例子中，当 A、B 和 C 三位候选人竞选时，排名选择投票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选民的偏好，最终让真正受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然而，他也指出这种投票方式的缺点是过于复杂，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直观上错误的结果。

介绍排名选择投票案例

同意投票法形式更为简单

接着，Vitalik 讲解了另一种投票方法：同意投票（Approval Voting），同意投票法中，选民可以为任意数量的候选人投票，包括一个、两个、三个，甚至不投票。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投票方式的运作，Vitalik 举例：假设有四个人喜欢候选人 A，而另外五个人非常不喜欢 A，但他们对候选人 B 和 C 的喜好程度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支持 A 的四个人会投票给 A，而反对 A 的五个人则会选择支持 B 和 C。这导致 B 和 C 各得五票，并列胜出。

Vitalik 指出，如果这种情况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参与投票人数众多，高机率会出现票数上细微的差异，最终导致其中一个候选人获胜。他强调，同意投票可以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并且比排名选择投票等更复杂的投票方式简单得多。

Vitalik 讲解同意投票法

Arrow 定理提出的困境

在这之后，Vitalik 讨论了 Arrow 定理及其对投票系统的影响，他指出，Arrow 定理简单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任何有至少三名候选人的投票中，所有投票机制都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给出明显错误的结果。这通常是因为违反了所谓的“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原则，意即引入一个新的候选人 C 可能会改变 A 和 B 之间的胜负结果，这在直觉上是不公平的。

Vitalik 接着解释说，Arrow 定理认为无论如何设计投票系统，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然而，他指出 Arrow 定理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序数偏好，这意味着投票系统可以考虑你是否喜欢 A 超过 B，但不能考虑你喜欢A多少超过B。

实际上，Vitalik 说明，只要投票系统开始允许考虑选民对候选人喜好程度的差异，就可以规避 Arrow 定理提出的困境。他提到同意投票（Approval Voting）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认知必须考虑这种程度的差异。最后，他提到了平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这是一种更复杂的投票系统，允许选民根据固定数量的票数分配他们的偏好。

考虑到上述投票机制所遇到的困境 ，Vitalik 解释了平方投票法的数学逻辑，即每次投票的成本与投票数量呈平方关系。这一特性使得参与者需要更谨慎地考虑自己的选择，且避免整体选举结果被通过大量的低价值投票来操纵。这有助于减少极端投票行为的影响，使得最终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公平性。

Vitalik 提到了平方投票法的实际应用，例如在 Gitcoin grants 中的二次资助池以及不同 DAO 中的案例。他认为，这种投票机制不仅可以用于加密货币领域，还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社群和决策场景中。

最后，Vitalik 强调了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并鼓励社区积极参与和实验各种不同的投票机制。他认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投票机制的运作方式并改进其设计，从而为社群提供更公平和具代表性的决策方式。

结论Q&A

步入论坛的尾声，以太坊创办人 Vitalik 特别强调了平方投票法的价值，但他也认为，实际上所有投票系统中，除了机制设计，社群参与是极为关键的，他鼓励实验和改进，以实现更公平和具代表性的决策方式。

Vitalik 认为，投票机制可以多方面应用，就是人们对民主和政治感兴趣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那些关注加密货币和 Web3 的人会与政治活动家处于同一个房间的原因，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很多方面关心相似的问题，面对相同的挑战。

针对于民主投票机制，Tempo X 的现场中有众多与会者踊跃对 Vitalik 提出了问题。

Jimmy 提问

Ｑ：在不同的社群和加密生态系统中实施的投票系统中，我想知道，是否有一种你认为做得相对不错，如果有，是否一套评估框架可以用来评估这些不同的治理和投票系统。

A：像是 Optimism 公共孵化基金，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让人们提供理想数量后选择中位数。这种方法与之前讨论的其他投票机制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映射。

此外，我认为每个分散式自治组织（DAO）都有其独特的对提案的是与否投票方式，反映了投票机制的广泛多样性。我也想要提醒不要对投票机制本身过分强调，虽然投票机制本身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围绕这些机制的“沟通结构（Communication Structure）”，我想这占了决策过程的大约 75%，而投票机制本身只占 25%。

在 Optimism 的投票方面，例如，我支持代理人制度，这是因为它允许人们事先说明他们为什么以特定方式投票。这样，代表可以创建清单，说明他们的投票决策，并且其他代表可以选择跟随这些清单。这种结构不仅仅存在于投票机制之上，它实际上提高了机制的质量。

在很多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中，当需要对机制进行投票时，成员不仅需要投票，他们还参与了与治理相关的论坛。这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理解和参与的途径。虽然这些与治理相关的沟通结构和机制难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但它们在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洪智杰 提问

Q：我对平方投票法（QV）中的作弊机制感到好奇，特别是关于如何避免或识别这种作弊的方法。我了解到在平方投票制度下，如果有人想要获得100票，他们需要花费 10,000 点。

然而，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人找到另一个只需要 1,000 点就能获得相同数量票数的方式，那么这个成本明显低于直接购买 100 票所需的 10,000 点。这样的作弊行为不仅对系统不公，而且可能对每个参与者造成伤害，尤其是当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时。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在这种系统中识别和避免这样的作弊行为呢？

A：对于处理平方投票法的串谋问题，我们可以从技术上使作弊更困难，就像 Macy 那样的方法，但这样做的挑战在于，个人投票讯息的公开性可能被滥用，就像在 Gitcoin 资助中所见，人们利用这些讯息进行追溯性空投，从而破坏了整个机制。

我们还面临保护个人身份安全的问题，并且需要考虑到技术解决方案可能无法完全完美。因此，我们还需要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出发，创造更好的激励结构。例如，通过赋予在其他问题上意见不同的人更多的投票权重，来限制那些控制大量帐户的串谋者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这两种策略的结合是有价值的。

陈静芳 提问（明富国际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

Q：是的，我有一个问题关于新投票方法需要宪法修正，而修改宪法需要国会批准。然而，国会通常是通过旧方法选出的。既有的制度不太可能选择一个违背自身利益的投票系统，所以，有机会打破这个循环吗？

A：是的，我认为这确实取决于具体的情境。例如，在我更关注的美国选举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如何崩溃成为两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他们是否会允许第三个政党的存在，或者他们不会。

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激励因素可能比人们想像的要更开放。即使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也不是单一实体，而是由各种不同利益的复杂人群组成的，这当中绝对包括可能希望看到某种第三党存在的人。

所以，我认为在任何体系中激励因素都是非常复杂的，我同意这是政治体系固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有时候，世界可能比它看起来的要复杂，甚至在好的方面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变革是会发生的，你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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